以《立法法》的这些规定为中心，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监督制度形成了。

最高检结合工作实际，在各地试点探索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捕诉一体改革，对同一刑事案件的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出庭支持公诉和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等工作，由同一检察官或者检察官办案组负责。最高检与教育部、公安部等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规定性侵、虐待、欺凌、遗弃、拐卖、未成年人被组织乞讨等9类未成年人遭受不法侵害情形，有关单位和个人须立即报案。

在案-件比指标的基础上，最高检设定检察机关案件质量主要评价指标87个，后进一步精简到60个，全部为办案质效指标。为进一步拓展巡回检察范围，最高检2021年部署在山西、吉林、青海、宁夏等20个省区市开展看守所巡回检察试点，2022年在全国全面推开。员额制改革前，全国检察机关中检察官的比例为政法专项编制的68.2%。案件办理和案件管理犹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高质量司法办案必然要求高质量案件管理。2021年10月，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印发《关于健全完善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的意见》，要求进一步健全完善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并就设立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作出专门规定，推动重大案件提前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制度化、法制化，协同构建规范高效的执法司法制约监督体系和以证据为核心的刑事指控体系。

第四，提升数字检察业务素能。2020年，最高检印发《检察机关案件质量主要评价指标》，在宏观上构建起单位和部门绩效考核的主要框架。[65] 谢硕俊：《论行政机关以电子方式作成行政处分：以作成程序之法律问题为中心》，载《台大法学论丛》2016年第04期，第1777页。

[30]但这一古老的原则在面对领域法这样的新发展时受到了一些挑战。[60] 查云飞：《人工智能时代全自动具体行政行为研究》，载《比较法研究》2018年第5期，174-175页。2.理念上强调从单列政府到整体政府、从管理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从电子政府到智慧政府、从包揽型政府到协作型政府。比如，数字化技术在行政组织中的运用，形成了平台化政府与整体政府。

不过，数据治理的有关内容十分丰富，与政务公开类似的公共数据公开仅仅是其中很小一部分，且许多学者对政务公开与数据公开的同一性更是提出了不同意见。此外，即使豁免单独同意，普遍性的政务数据共享还受到目的限制原则的限制，参见李惠宗：《个人资料保护法上的帝王条款——目的拘束原则》，载《法令月刊》第64卷第1期，第37-61页。

现有技术难以完全保证数字系统不会遭遇入侵，特定情况下，电子文件的修改、复制难以像纸质文件一样留下明显痕迹，不通过专业技术手段难以察觉。从这个方面看，如果按照职能逻辑来进行分编，数字政府也交叉于各编之中，难以依靠一个独立的编完整覆盖。2.从职能上看也存在交叉，数字政府中政府担任三种不同的角色：1.数字技术的使用者，政府使用数字技术和数据来提高行政效能。数字政府建设的大量内容正属于新兴领域，在这一领域中已经形成了一些代表性的领域法规范。

实践中已经出现了这种让人担忧的端倪，数字政府建设中，法律、技术、业务三者形成了各自相对独立的话语体系，甚至难以互相沟通，更遑论指导和约束。[38] 马颜昕：《自动化行政方式下的行政处罚：挑战与回应》，载《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4期，第144-145页。[71] 这样一种处理方式实际上是将对新技术证据证明力判断的实体问题，转换为形式性和程序性问题的判断，一定程度上回避了新技术证据的一些难点问题。[37] Danielle Keats Citron, Technological Due Process,85 Wash.U.L.Rev.1249(2008)。

不过在实现方式上，可以运用数字技术来灵活实现基本原则的要求。章志远：《行政行为概念之科学界定》，载《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第90-95页。

[19] 马颜昕：《自动化行政方式下的行政处罚：挑战与回应》，载《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4期，第139-148页。从另一个角度上说，数字政府建设并非要单独建设一个叫作数字政府的行政制度体系，而是通过数字技术和新理念赋能发展现有的行政体系。

[8]而随着我国行政法治进程和行政法学研究的不断深化，不论是一般基础理论还是特别部门法理论都日臻完善，初步形成了完善的行政法学理论体系[9]，这为行政法典编纂的条件成熟提供了基础。实质上的解决方式在个案中可能仍然存在争议和适用疑难。[61] 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2018年5月16日发布的《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圳市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引进和落户秒批(无人干预自动审批)工作方案的通知》(深府办函〔2018〕109号)。数字政府时代，公共行政在理念、组织、制度、程序等多个方面发生了许多重大变革，它们对行政法法典化进程产生了什么影响？是否进而影响到行政法典功能定位的选择？而行政法典在内外体系和具体内容上又应当如何回应这些变革的要求？这将是本文所要探讨的议题。在总则编中首先应当明确数字政府建设中产生的各类行政活动的数字化，仍然属于行政权的行使，并不因为数字技术的运用而脱离行政法原则与行政法规则的约束。在数字政府建设中，公共行政在理念、组织、手段、流程、协同对接多个层面的共性基础不断加强。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发展，数字政府又进入智能时代，有学者将其称之为智慧政府智能政府数字政府2.0甚至是数字政府3.0。（6）公共数据开发利用。

在本案中，二审人民法院提出，对于技术问题，行政审判的审查强度有限，且专业问题会因为观点角度的不同存在不同的理解和争议，司法审查不宜过多干预，其对该案涉及的技术问题的审查系法律性审查，即审查该套设备系统投入运行前是否经过了充分的论证、检测。数字政府涉及到公物编的主要内容，包括公共数据与政府数字基础设施两个部分： 1.系统性集中规定公共数据基础法律规范 数据或者说其上承载的信息，作为一种行政手段愈发受到重视。

[56] 应松年：《当代中国行政法(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752-776页。行政法典中的公共数据基础法律规范的主要内容包括： （1）公共数据的概念性规范。

[25] 如周佑勇：《中国行政基本法典的精神气质》，载《政法论坛》2022年第3期，第61-67页。[64]行政法典应当作出一般性规定，符合相关技术要求的电子化文件，与纸质文件拥有相同效力。[44] 薛刚凌：《我国行政主体理论之检讨──兼论全面研究行政组织法的必要性》，载《政法论坛》1998年第6期，第63-71页。数字化的通知送达已经愈发普遍，行政法典应当对其有效性和具体规则予以明确规范。

关于数据，尤其是公共数据的有关规范应当成为行政法典的重要内容。在数字政府建设领域中，这一问题尤为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简称个人信息保护法）等个人信息或数据领域的一般性法律规范，并未对公共数据共享等公法问题作出详细的专门规定，因此，行政法典中需要增加大量个人信息、数据方面的公法规范，这也就产生了规范竞合的问题。

[44]近年来，随着整体政府理念的逐步深化，对于行政主体理论的反思重新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有学者进一步提出应当通过整体政府理念，重塑各级政府在法律意义上的行政主体资格，限制各级政府职能部门的行政主体资格。回应的全面性不仅体现在内容上的增多，还体现在对法典化进程自身的深刻影响。

因此，本文认为如果存在独立的公物编，公共数据治理的有关内容可以放置于此编中。[13] 齐英程：《作为公物的公共数据资源之使用规则构建》，载《行政法学研究》2021年第5期，第138-147页。

当前自动化系统仍然以弱人工智能为主，不具备对复杂问题的可靠裁量能力。以共享为原则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共享限制存在潜在冲突，除了组织层面重构行政主体概念外，还应对公共数据的共享进行专门规定。[57] 查云飞：《人工智能时代全自动具体行政行为研究》，载《比较法研究》2018年第5期，第167-179页。4.行政程序上产生了电子化、网络化、非现场化、自动化、智能化等发展。

这样相对广义和弹性的描述，可以更好地将多元的数字政府创新实践收纳进来。对于数字政府建设来说，数字技术使用者的思维模式与操作能力的提升和硬件设施的投入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

比如，行政法典对涉及行政机关之间的个人信息共享作出了一条规定。关于最终行政法典中公物法是独立成编还是合并进入行政组织编的问题，未来有待进一步形成共识。

将其吸收进入行政法典之中时，可以将其与比例原则中的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以及公物法上的合目的性原则[40]相结合，在公法领域构建出适用范围更广、更符合公共行政逻辑的合目的性原则。但在行政行为或者说行政活动这一编章上，产生了较大分歧：如马怀德教授、章志远教授、杨伟东教授使用了行政活动编概念[20]。